川藏线上鲜为人知的“登人”
串珠怎么打结副业古人传递信息的方式(列一个表格)
隐秘的“登人”村,这里是麦克马洪线、印占线、实际控制线三线交界,山的那头就是印度
在川藏线“318”线上的“然乌镇”往南靠近中印边境地区,在海拔1000多米的森林里面,那里居住着一个至今没有名字,没有族称的民族——登人族,鲜为人知的““登人””,他们在全国只有1400多人,有语音无文字,不属于56个民族范围。
““登人””自称“达让”或“格曼”,俗称“?巴”,传说在很久以前,世界上一片汪洋大海,德绕高创造了大地,金人阿尼加在大地上与老鹰通婚,繁衍而成\"“登人”\"。全世界的登人族,有2万多人,大部份居住在印度及邻接小国家。主要于分布于杜莱曲(曲藏语为河)、察隅曲、额曲和格多曲流域广大地区分布于杜莱曲(曲;藏语为河)、察隅曲、额曲和格多曲流域广大地区。由于“登人”世居深山老林,在旧西藏,“登人”倍受歧视,被蔑称为“会爬山的猴子”、“野人”,只能居住在深山老林里,而他们至今还保持着最原始的刀耕火种、野外撒播,刻木结绳记事,原始的狩猎方法,敬鬼又驱鬼的原始生活方式。
““登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他们的生产、生活、民居、餐饮、服饰、婚姻、丧葬、信仰与节假日等方式,与我国的少数民族有着非常不同的独特之处,他们平和地过着这种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让人惊叹之余心生感慨。
““登人””没有文字,但有自己的语言,叫“?语”,属藏缅语系,内部有两种语言,讲达让话的人自称达让,讲格曼话的人自称“教”或“格曼”。两种话有着亲属关系,均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同一语支。“?”这个称谓就是汉语对达让和格曼音译的总称。在?语达让话里,“美登”是究人的意思。后来“登”字加了人旁写作“?”,即为现在和称谓。同时按藏语的习惯,称为“?巴”。“巴”是人的意思。“?巴”一称为讲格曼和达让两种语言的“登人”所接受。
““登人””服饰
““登人””一般男的高不过1.6米,女的不超过1.5米。他们以刻木结绳记事,摆篱棍、树枝来记时,以月圆月缺记月日,没有记年份的习惯,也没有记年龄生日的习惯。如请某人五天后来参加送鬼祭祀,就送去一条打着五个结的绳子,再如,双方发生纠纷找人评理时,评理者讲一长理就放一根草棍或树支,放得越多就表示理由越充足。他们的数字概念差。“登人”无历算,以月缺月圆为一月,以包谷成熟一季为一年。
““登人””的姓属、历史都无文字记载,他们最早的姓氏是以居住地(山名)定名的。以同姓形成一个集团,共同占有山林,相互继承财产,一起商讨解决婚姻或其他纠纷。同姓还有互助资助及共同向异姓复仇的义务。同姓禁止通婚。现在“登人”姓属概念已很淡薄。
““登人””的住房很像火车的硬席卧铺车厢,属于低杆栏式长屋。“登人”的房子为南北向木板建筑,是以木结构阁楼长房为主,房顶呈“人字形”,是用长条木瓦板或”“登人””语叫做“阿库”草所盖,每间间隔分成若干小间,共两层。下层高度不超过1米,作为饲养猪、鸡等家畜所用。上层铺木板为住室,南边留出宽为1米左右的走廊。住室每间约9平方米左右,用木板间隔,高约2.5米。每间靠走廊一边有门,可以关锁。
房屋间数,各家不同,主要看家庭的经济实力和人口的多少,但至少要有两间。住室每间约在9平方米左右,其中东头第一间叫做“哈嘎”,意为客房,另一间叫做“咛”,意为内室。在主房的门框上挂有驱鬼的的动物头骨(猴头),且挂的动物猴头骨越多,也就代表了家里的富贵。房盖东头或河的下游方一头为圆型,为男人进出的识别标记;房盖西头或河的上游方为齐头,为女人进出的识别标记;通常靠东或河的下游方第一间是男主人住室,隔壁是地位最高的妻子的住室,然后依次为地位较低的妻子的住室。
解放前从印度过来的“登人”老太,她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保留了最原始的人特色
长房门在走廊的两头,东为男性、西为女性进出之门,两门外各有独木梯上下。男客人进门后,通常只能在客房内活动,不得进入卧室。女客人可以在各房间自由出入。房室内无窗户,但象北侧都开火。有一个门,一般是不足1.6米高,加上木板间隙大,光线尚可以透过,空气也就很流通。在距离长房10余米处还另盖专门盛放粮食的粮仓,形似木亭。粮仓与住室保持一定距离,便于防火。
每间房屋中间设有1平方米左右用石头围着的的灶塘,放三块石头作为放锅的支架。用于取暖和做饭。灶的右侧铺竹席就是睡觉的地方,用园木当作枕头。左侧有专门悬挂衣服和被毯的横架。室内除锅、或少量的碗、瓢、勺等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家具。而吃饭,是用“手抓吃”,就是先把米煮好,然后把生姜、韭菜和小猪肉切成碎沫,把饭倒在竹编筛子里,先把芭蕉叶的背面烧一下,再把切碎的生姜、韭菜和小猪肉、米饭混在一起,用右手的三个手指抓着吃,又叫“手抓饭”。
““登人””妇女从童年八九岁穿裙子时开始,父母就要严格管教女儿,不准吃牛肉、猪肉和鸡肉(但鼠肉、麻雀、鱼、野鸡不在禁止之内),否则,就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被指责为“吃肉的女人”,这对“登人”妇女来说,是一种最大的耻辱。一直要到生过三四个孩子后才允许吃肉。
““登人””过去还种植鸦片,大部分用来交换货物,一部分留作自己抽。现在““登人””已戒去抽鸦片的习惯,男的大多抽卷烟,妇女都抽自己种植的烟叶,平时爱将烟杆衔在嘴里,她们使用的烟杆较长,可以折成二节,烟杆用银或铜质制成。妇女身上都背一个特制的口袋,盛放烟杆、烟叶盒、火柴等。“登人”喜爱喝酒,饮酒就像喝茶水,他们将大米酿制成微甜、微酸、口感很好的““登人””家酒,常用此酒招待客人,也是一种显示自己富有和对客人的尊敬。
纺织是““登人””妇女重要的家庭副业。纺织的主要原料是大麻,大麻成熟后,再剥皮—晒—煮—捶打—洗—晒,取其白色纤维搓成麻线,制成绳索或用来织麻布,麻布用于缝制男女衣服,他们的衣服多是自产自用的麻织品。
过去““登人””男子头上都缠着2—3米长的黑帕或白帕,缠头既是束发的装饰,又是用头背运东西时的垫物。带银耳环,上衣是对襟无领无扣的长坎肩,长近膝。下衣襟边沿绣有花纹装饰。有的内穿白衬衣,或较厚的小背心护身防寒。有的还披一条宽约一米,长约二、三米的披肩,从胸前交叉披向腰后,白天御寒,夜宿覆盖。少数富人穿用黑红线、金银丝线织的有花纹的布做的坎肩。
男子无下装,均用主妇专门制作的宽约半尺,长达一丈的白色或黑色布带系于腰间,在生殖器前露出约长半尺的缀有花纹的布头遮羞。少年幼子用短竹筒或断匙套盖住生殖器。遮羞物同时也是护体之物。男子左肩斜挎一把五六十毫米长砍刀,十分威武,砍刀装在只有半边凹槽的木板刀鞘内,砍刀的外壳是用他父亲去逝后的皮所做的,刀鞘用铜丝或铁丝分段缠绕。右肩斜挎一个装什物用的熊皮或布缝的挎包。包上饰有熊的面部形象。刀和挎包是男子随身佩带之物,必备的用具和武器,也是最具特色的装饰。左边佩戴烟袋和弓箭。
妇女一般都戴一对银质大耳鼓,头发卷在脑后,并插上银质发髻。前额戴银质抹额,颈项挂串珠或银币,手戴银质戒指。上身是有花纹的、仅能遮胸的无袖衣,腰部坦露,下着筒裙,分长短两种,长短并用,短外长内,长至脚面短至膝下,筒裙花纹多为横条。男女多在上衣外围一大披肩,披肩也可作被盖使用。“登人”男女均蓄发、均都不穿鞋子、均戴耳环。孩子有两三个月时,父母即开始用竹签在耳垂上穿孔。无止痛药,多半年冬天进行。穿孔后,即塞进小竹环,有的直径达二、三厘米。故藏族辱称他们为“大耳孔”人。但“登人”认为这是一种美,“没有大耳孔,就不算“登人””。耳环是竹的,近几代人用银质耳环代替了竹制耳环。
一夫多妻制的买卖婚姻
““登人””的婚姻是一夫多妻制的买卖婚姻。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的,婚姻都是男方家,以若干条牛、猪或猎枪等财物,通过媒人向女方家求婚。女方根据家庭经济状况,身价从以条巴麦牛到几十条巴麦牛不等,结婚没有一定的仪式,在迎接女方成亲时,必须再送上女方若干头野猪、老鼠、野鸡、麻雀、干鱼等野生动物干肉为礼。女子成婚后就成为丈夫的私有财产,只有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义务,没有支配财产的权力。男方只要有牛等财物,可以先后买几个妻子,贫穷的由于没有巴麦牛,往往终身不能结婚。
历史上,““登人””的婚姻主要是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也有相当数量的一夫多妻家庭。形成一夫多妻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家庭富裕,为了显示财富和名望,扩大自家的实力,买两三个或更多的妻子;另一种是丈夫死后,通行同姓转房,即转嫁给丈夫的兄弟或侄儿,甚至也可以转嫁给丈夫其他妻子的儿子,但不准转嫁给叔、伯长辈,“登人”同姓之间是禁止通婚的。
一夫多妻制的“登人”家庭,妻子的住室是在丈夫盖的长房内各占一、二间,自立灶塘,分别种植、饲养丈夫分给的土地和家畜,各自收获和保管,自成一个经济单位。丈夫决定在哪个妻子处住宿,就将他所背的熊皮袋挂在她的房门口,妻子要以宾客相待。丈夫有权将妻子转赠或出卖,妻子无权离开丈夫。一夫多妻制也是一种竞争性,是名誉和地位的表现,而更多的婚姻是以买卖作为条件的,是没有法律的婚姻,是纯粹意义上的买卖婚姻。
农业上,男女分工明确,男子负责砍树开荒,女子负责播种、管理和收割。所以,““登人””中常说男子是森林的主人,妇女则是农业的主人。过去”“登人””都居住在深山老林的半山腰上,用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来种植玉米、鸡爪谷、灰灰菜、红薯等。当粮食不够时,就以狩猎或野果、野菜充饥。现在绝大多数已搬到山下的台地居住。使用铁器工具,但他们除继续种玉米、鸡爪谷、灰灰菜、红薯外,还开垦了层层良田,种植旱稻、青稞、山芋,并用石快作围墙.以防备野猪和野兽的侵蚀,同时还种各种蔬菜等。
““登人””饲养一种叫巴麦的牛、猪和鸡,不养马和羊。猪和鸡大部分在送鬼、请客、送礼时宰杀。牛是“登人”的主要财产,用作婚配给女方的主要聘礼。谁家在房檐下挂的牛头骨越多,就越显示富裕,受到别人的尊敬。““登人””富裕户为了夸耀富有和实力,为扩大影响面,为自己提高名声,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牲畜和粮食时,就要举行大型的叫“德亚”活动祈求平安,同时大量杀牲畜,请远近亲友。这是以前“登人”唯一的一种形同盛大节日的活动。
举办一次规模很大的“德亚”往往需要几年的准备时间。在积蓄了一定数量牛、猪、鸡、粮食后,就请巫师确定日期,并由巫师按相距天数结绳打结(一个结表示一天),然后向远亲近友每户送一条打了结的绳索。而远亲近友收到后,每天剪掉一个结。剪完即为日期到了,亲朋好友应邀赴宴。他们把宰杀或猎取的兽头悬挂在住房第一间的走廊板壁上长久留下来,作为家庭的历史纪念和财富的象征装饰品。在举行“德亚”期间除吃肉喝酒外,还要尽情的歌唱,欢快的跳舞,通宵达旦,持续四至五天的时间。而现在的“登人”也还保持有“能歌善舞”的习惯,特别是未婚青年男女,他们通过各种场合,即兴而起,引吭而歌,用对歌表达自己的爱幕之情。
在““登人””的意识中,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一种相应的“鬼”,包括人死后的“魂鬼”,都会给人带来灾害。几乎各种疾病和灾害都是因为有各种名称的鬼在作祟,所以“登人”认为万物有灵,崇拜大自然。认为天上有仙,山上水下有神,万物有灵,生老病死是鬼作怪。认为人死了要变成鬼脱离肉体而继续存在。鬼魂有自己的世界,每个鬼魂还有自己的需求欲望。
鬼魂要达到自己的要求,就要危害人,人们别无选择,只有用各种办法送鬼,禳灾除害。“登人”信鬼,因而敬鬼不敬神,每遇疾病、丧葬、生育时,停止劳动一至四天,进行杀牲送鬼活动。送鬼时要请巫师,巫师没有特殊服饰和法器,只是口中念念有词,手持腰刀反复做劈杀动作。有时还会昏厥几次,象征在鬼正进行者激烈的搏斗,以此求得平安幸福。
““登人””丧葬习俗也十分独特,原为屈肢土葬,后来实行火葬。一种是人死后,将尸体曲肢成胎儿状,用竹席或衣服包扎紧,离住房不远处搭建一小棚,停灵四至五夜,经巫师念经后抬出尸体至荒地火化,两天后掩埋骨灰;另一种是将尸体曲肢后装进圆木挖的树槽,挖坑掩埋。葬时,在将死者身上系一麻绳引出地面,一年后,死者家属到墓地拉动绳子,若绳子松动,即死者离去;若绳子很紧,则挖出尸体火化后骨灰埋葬。
现在的人又由火葬改为土葬,用木板钉成棺埋入土中,地表没有坟堆。丧葬期间,全村停止劳动,悼念死者。死者家要杀猪、鸡和准备酒招待送葬的人,异常肃穆。人死后忌讳再提死者的名字,否则,认为是对死者的不敬甚至是侮辱,他们认为尸体安排得好,灵魂便感到舒适,就会安心于鬼魂世界,不会出来害人丧葬的过程反映了”“登人””对灵魂的崇拜。
登人族一个没有名字,没有族称,不属于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已经逐渐开始被人们所了解。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登人””风俗的独特,而今那里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在物质和精神文化等方面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到如今,“?人”住在绿树掩映的木楼里,远处梯田层层,一幅安闲的世外桃源景象。每当夜色悄然降临,田里传来阵阵蛐蛐儿的叫声,湿润的空气里散发着泥土的芳香,细雨敲打着木楼顶下了一夜,翌日清晨,雨过天晴,满眼苍翠如洗,山间云蒸霞蔚,有如仙境。墨绿色的原始森林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远远望去,宛如一幅幅美丽的山水画。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古代传递信息的方式 和 各方式的优缺点
古代社会的人们传递信息,往往借助特定的肢体动作、有声语言及纹身、饰物、舞蹈等以身体为传播媒介或载体的广告传播形态来达到目的。身体或肢体是为最原始的广告媒介,其媒介功能在中国古代社会漫长的岁月里被不问断地保留并延续下来。古代社会常用的肢体语言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1.拟态与手势语。在语言使用之前,拟态与手势语是把特定信息传递给受众的最实用、最有效的方式。如原始人在狩猎过程中,当一个人遇到野牛群时,就立即跑到同部落的人都能望见他的高地上,两手举起身上遮体的东西,伸到头顶,然后再慢慢放下,反复不已。这是动员全部落成员围猎的信号。原始人狩猎喜欢结伴合作,当猎手们发现兽迹时,需要隐蔽行进,就相互用手势语交换情况。那些手势往往都能表现动物最显著的特征。高举双手,食指伸直,表示所见野兽是有一对大角的大捻角羚;中指弯曲,其余四指伸展,大家明白这是发现了长颈鹿;发现鸵鸟则斜举手臂,象征其长颈。民族学研究证明,这种拟态与手势语在古代社会里是到处存在的,是原始人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

2.身体彩绘和纹身。在身体上涂色彩或画图形的装饰叫做绘身,这种装饰起源极早。在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后期遗址中,经常发现有可以作为颜料的赫石。直到近代,许多保持着古老习俗的民族仍喜欢在自己身上绘彩。我国旧俗端午节,不少地区的少数民族都习惯在头面、手腕等处涂雄黄或画符,将牙齿染黑色可以说是一种绘身装饰。古籍中记载我国东南方有一个“黑齿国”:“倭国东四千有裸国。裸国东南有黑齿国,船行一年可到。”我国云南的傣、基诺、布朗等族,平时喜欢咀嚼槟榔和石灰,久之也能使牙齿变黑。

在人体表面皮肤上刺花的装饰叫做纹身,这种习俗起源也很早。据古书记载,我国古代江南地方的吴人、越人、楚人崇拜龙图腾:“文身刻画其体,内墨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能害也。”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大多数民族在古代或近代都有纹身的习俗。黎族女子开始纹身的年龄是十二三岁至十六七岁。有了情人就要在手上刺特别的标记,这种标记往往是情人亲手给予黥刺的。我国云南基诺、布朗、独龙等族,高山族同胞也有纹身的习俗。……(删节)由于纹身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之间的交往及原始人的群体活动中具有较强的识别作用,在不同的群体交流、争斗及通婚过程中又传递着特定的信息,随着原始群体的迁徙与活动,又在更宽泛的据土范围内发挥作用,因而也可以视为一种能够传达生活及社会信息的原始广告媒介。

3.人体饰物。在人体上加装饰品,最早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在我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里,就发现了丰富的装饰品。其中有空孔的兽牙、空孔的海蚶子壳、钻孔石珠、钻孔小砾石、钻孔的鱼骨和刻沟的骨管等。它们是用带子串起来套在身上的。人体饰物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大体上可以分为发饰、头饰、耳饰、鼻饰、唇饰、颈饰、脚饰等等。人体饰物的配带,跟不同时代人们的发型、发式密切关联。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一般是将头发盘结成椎形,或结于额前,或结于背后,逢节日往往满插繁花。广西瑶族妇女发式因地而异,有头上插竹箭两根,约二尺长,分头发为两股,左右盘结,绕箭而上,又以纱巾覆盖,形关如蝶翼双立。有的则头戴竹箍,两端翘起,形状象牛角,再系以珠子丝绵扎紧。浙江东部一些地方的畲族妇女,头饰用竹筒制成,长三尺左右,外面包以红呢,嵌以银边,竹筒前后都钉有一个银牌,并挂上白色串珠。根据不同饰物,可以判断不同族群的生活习惯和特性,可以通过不同饰物的搭配、组合传递特定思想或文化信息。在这里,人体饰物不仅反映着原始人的喜怒哀乐,而且还把这种生活文化信息传播到族群每个成员当中,甚至传播到临近或敌对氏族群体之中,原始广告传播的功能也表现得较为强大,具有明显的广告“告知”功能。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在原始社会及文明早期漫长的岁月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的不同人群,传递信息的方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是靠肢体语言进行的,特别是一对众、群族对群族之间特定的、具有“告知”和“识别”功能信息的传递,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完成的。肢体语言在这里成为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广告传播媒介。

二借代物——广告信息传递的特定标记

原始人传递信息除了使用肢体语言外,更多的则是依靠现实世界的自然物来实现广告信息的传递。这些自然物,一种是自然界自然生成或存在的,如树木、岩石等,另一种虽然是人类创造的,但尚没有被有意识地专门用来当作广告媒介来使用,而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被借用了,如图画、绳索等。这种借代物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特定借代物,二是生活借代物。

1.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物件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慧。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 现代部分:

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电脑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他事,一边收听广播。电影、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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