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士副业项目是什么工作

谋士副业项目是什么工作唐太宗用人的原则是什么

君子用人如器，各随所长。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
《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骗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
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
刘备和诸葛亮关系后人称之为最佳君臣关系 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中，诸葛亮和刘备这一对君臣关系，一直备受后人的称赞，君主放下身段，三顾茅庐请其出山后，信任臣子大方放权，臣子殚精竭虑地协助君主成就伟业，而后，君主有白帝城托孤，赋予臣子无限信任，因此，刘备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就被后人形容成最佳君臣关系。
但是刘备和诸葛亮真实的关系，真的像《三国演义》那般唇齿相依吗?实质上并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两人真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模样?
刘备逃到荆州后，借助汉室后裔的身份抬高自己
刘备从袁绍那里逃到荆州后，就一直以归附的身份留在荆州协助刘表，因此在那个时间阶段里，刘备的成就和职位其实并不高;不过即便如此，当时的刘备，还是一个很有身份的皇族人物，就凭他汉室后裔这层身份，刘备就比一般人有更高的威望。
后来，刘备在荆州期间除了每天帮刘表守荆州北门户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在搞自己的副业种菜、编草鞋。那么，刘备当初为什么这么做?历史上不是说他是一个有志之君吗?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去搞这些没用的兴趣，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我们应该从人的角度看待这些乱世中的英雄，刘备在逃离袁绍之后，他投奔刘表实质上就是谋得一个生存的机会，在遭遇多次失败后，刘备对自己未来十分担忧，感觉机会十分渺茫，换句话说，他不了解自己该如何建立直接的事业。
虽然，刘备顶着一个皇室后裔的称号，但其实这层身份对他而言，可有可无，因为他自己是中山靖王的后代，而中山靖王的血脉实在是太多了，从严格意义上，刘备的皇室血统已经十分单薄了，但是刘备除了能找出这点优势外，他一没钱，二没兵，又没领地，为了事业他必须利用自己这层身份。
刘表虽然接纳刘备，但依然提防他
因此，综上所述，刘备进入荆州后，虽然他还是一个君主，但是在身份上已经低了刘表一头，刘表能够接纳刘备就是看重了他的皇室血脉，如果刘表拒绝了刘备，那么世人就会说刘表这个皇族后裔不近人情。
因而，刘表是不得已而接纳刘备，但是接纳不等于肯定，刘表还是一直在提防刘备，所以，刘备在荆州的处境和地位还是很尴尬的;不过再怎么样，刘备都有着一个诸侯和皇室后裔的身份。
诸葛亮和刘备，最开始彼此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我们再说说诸葛亮，诸葛亮就不简单了，自己的家族在荆州地区算是望族，叔叔在荆州有威望，而自己老婆又是荆州大士族的金枝玉叶，因而，诸葛亮在荆州本地是很有社会地位的一类人。
我们别看诸葛亮喜欢往山里居住，其实，诸葛亮很多时间都是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而且还不用为金钱担忧;而随着刘备来到荆州，诸葛亮为什么要跟随刘备?很简单的原因，诸葛亮想成就一番事业来青史留名。
而当时的刘备身份高贵，而且还通过南征北战，积攒了很多威望;不仅是这些，刘备还拥有诸侯的身份，麾下名将多，但是谋臣少，而且这时候正是刘备落魄的时候，如果这时候跟随刘备，那么诸葛亮可以很快地成为刘备团队的核心力量。
而刘备呢?他想在荆州站稳脚跟，因此，他需要和荆州士族人士打好关系，并且还想在荆州招揽人才，而诸葛亮的出现恰恰就是雪中送炭，因而，两人之间最初的关系就是互补关系，诸葛亮需要刘备的威望和信任，而刘备需要诸葛亮的才能和地位。
诸葛亮想找一个平台建功立业，而刘备正好缺一个谋士，因而，其实这两人最初的关系，其实就是利益互补关系，并没有所谓真正的“求贤若渴”和“礼贤下士”，像刘备这种身份的人，按理说，是不会放下身段，去专门求见一个居住在山野的书生;即使有，也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礼节而已。
刘备与诸葛亮多是君臣关系，并非互相完全信任
很多人都认为，刘备和诸葛亮两人无话不谈、彼此信赖;其实并不是，像诸葛亮这种拥有逆天智慧的人才，刘备作为君主，他是要考虑自己的权力稳固问题，还要考虑下属之间的权力均衡问题，否则，工作很难开展下去。
刘备为了保证之间君主的地位，就势必无法全身心地把信任都赋予诸葛亮;而诸葛亮也是一样，他加入刘备阵营就是为了成就功名和青史留名，刘备对他而言是主公，但并不是朋友，他们无法成为朋友，因为君臣有别。
同时，诸葛亮也清楚，关羽、张飞在刘备心中的地位是非常的高，因而，诸葛亮是无法取代关羽、张飞两人在刘备心中的地位，也无法得到刘备全部的信任;从刘备进入荆州到刘备占据荆州，诸葛亮扮演的角色就是谋士。
但是到了刘备出征益州的时候，诸葛亮扮演的角色却是后勤供给以及防守荆州，不仅如此，刘备还把关羽、张飞留到荆州，由此可见，刘备对诸葛亮其实并不放心，他担心诸葛亮会趁他出兵益州的时候直接把荆州夺走了，因为诸葛亮本身就在荆州士族心目中有一定的地位，如果诸葛亮要想直接和刘备反目成仇，他还是有可能策反荆州。
诸葛亮城府比庞统深，在军中威望也比庞统高
那么，刘备去益州为什么宁可用庞统，也不用诸葛亮呢?这就是庞统和诸葛亮之间的差别，庞统不仅长相对不起人民，他虽然在才华上与诸葛亮不相上下，但却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换句话说，刘备掌控住庞统，因为庞统这个人好对付。
但是，诸葛亮不一样，诸葛亮这个人非常有城府心机，而且做事滴水不漏，让你找不到任何破绽，在为人处世方面，诸葛亮做的也是很完美;然而就君臣关系来讲，诸葛亮太过耀眼卓越了，耀眼到那种已经盖过刘备的地步。不仅如此，诸葛亮在刘备招募的荆州人才和士兵中，拥有非常高的威望，这是君主极为忌惮的地方。
而庞统就不一样，首先他在刘备军中的威望和地位一点都不高，另外，庞统虽然厉害但是不会做人，他得罪了不少刘备麾下的将领和文臣;庞统是典型的人品差、智商高、情商低的谋士，无法在军中形成自己的小团队;但是诸葛亮却不同，他是人品好、智商高的完美谋士，容易在军中一呼百应，这一下比较，刘备肯定会用庞统，而防着诸葛亮。
刘备白帝城托孤，却让李严监视
而在关羽和张飞殒命后，刘备下定决心要带着益州军队讨伐孙权，最终，却在夷陵地区被陆逊一把火给灭掉了，刘备自己侥幸逃到白帝城;经过夷陵之战的失败，刘备那时候的年纪也不小了，承受不来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于是身染重兵奄奄一息。
而在托孤问题上，刘备虽然说出那句：“若阿斗可扶，则扶，不可扶，就取而代之”。这句话如果是刘备单独召见诸葛亮，那么，这句话就说得很有情谊，惋惜的是，在场的还有李严等人，刘备不止是把阿斗托付给诸葛亮，同时也把蜀汉的权力分给了李严一部分。
由此可见，刘备就是想利用李严这个益州本土派人士，来制衡诸葛亮，或者说，如果当时诸葛亮有不臣之心，李严或许就当场除掉他，其实李严就是监视诸葛亮的;也因此，刘备到临死之前他都没有完全信任诸葛亮，原因就是因为诸葛亮太过完美、太过聪明了或者说，隐藏的太深了，太不好控制了。
结尾
虽然说，刘备之后，诸葛亮依旧是以臣子的身份尽心尽力地扶持阿斗以及匡扶汉室;但其实全蜀汉政权权力几乎都落到了诸葛亮的手里，诸葛亮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收回李严手中的权力;而收完权力之后，诸葛亮为什么不直接推翻阿斗，这个原因同样非常简单。
诸葛亮没推翻阿斗还有基于当时的局势考量，曹操那么厉害，当时也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敢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时，蜀汉力量最薄弱，若诸葛亮推倒阿斗，当时还是汉家的天下，肯定会造成曹操、孙权的联合攻击的。
除此之外，无论是蜀汉的内部条件，还是外部压力，都不允许诸葛亮称“帝”，他作为丞相或许有很多人臣服他，如果他要是造反，那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况且，历史上文人造反成功的几率是非常小的，诸葛亮不会不了解;而诸葛亮最初的目的，就是青史留名，他不喜欢有任何污点让自己被后人辱骂，而他做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营造出一个完美、忠诚的臣子人设。